大英帝国可以加税,大清为什么不行?

  • 日期:07-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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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雷 颐

  英国是“现代世界”的诞生地,是自由主义的最重要的发源地,也是对政府税收最早以制度形式进行制约的国家。通常,人们认为在“现代初启”时段的英国,税收从理论到实践,都应是较轻的。

  

  艾伦·麦克法兰(Alan Macfarlane)

  但英国史权威、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终身院士艾伦·麦克法兰(Alan Macfarlane)教授的研究表明,在“自由主义经济”之父亚当·斯密学说最为流行的时期,在西方世界英格兰人是税负最重的国民,富裕的英格兰人通常比其他国家人民交纳的税款要高得多。

  著名的欧洲经济史专家、美国西北大学教授乔尔·莫基尔的研究证明,整个18世纪,英国的平均纳税额之高只有荷兰可与其匹配,比此外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国民都要高得多。1715年,政府征收国民收入的10%作为税收,1810年征收到了18%。

  统治者横征暴敛是社会动荡最重要的原因,许多王朝、政权,就是因为赋税重而引起民变、最终崩溃的。但是,赋税最重的英国,在那个时代却是政权最稳定的国度,如此沉重的税负,从未导致严重的政治危机。原因何在?或者说奥秘何在?

  

  亚当·斯密(Adam Smith)

  斯密在《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》中阐明了赋税的基本原则,解开了这个谜团,就在于现代税制的“四项基本原则”:

  第一个原则是公平:一国国民,都须在可能的范围内,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,即按照各自在国家保护下享得的收入的比例,交纳国赋,维持政府。所谓赋税的平等或不平等,就看对于这种原则是尊重还是忽视。

  第二个原则是税收必须有定则,也就是可预见,不随意(predictable and not arbitrary)。各国民应当完纳的赋税,必须是确定的,不得随意变更。完纳的日期,完纳的方法,完纳的数额,都应当让一切纳税者及其他的人了解得十分清楚明白。

  第三个原则是便利。各种赋税完纳的日期及完纳的方法,需予以纳税者以最大便利。

  第四个原则是节省。一切赋税的征收,须设法使人民所付出的,尽可能等于国家所收入的,尽量不在征收过程中被吸走、流失。

  此即亚当·斯密著名的赋税四原则:公平、确定、便利、节省。这四项基本原则,没有、至少没有明确提到“轻赋税”或“低赋税”。他明确写道:“赋税虽再不平等,其害民尚小,赋税稍不确定,其害民实大。”对民众损害最大的是赋税的不确定,甚至不是不平等,更不是赋税的轻重。

  

 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

  麦克法兰认为,斯密的现代的税收原则早已在英国就位。亚当·斯密的工作是将英国已经存在的经验事实理论化,“更有甚者,赋税必须得到主体纳税人群,即议会所代表的上层和中层阶级的同意方可征收。美国殖民者之所以大声疾呼‘无代表权则不纳税’(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),就是基于他们将自己的地位与母国相比。”

  《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》,严复将其译为《国富论》,自然深受这部煌煌巨著的影响。在一百多年前,他在翻译《国富论》、孟德斯鸠的《法意》中,作了许多按语和评论,对清政府的税收政策提出批评。

  

  《国富论》

  他也认为赋税的关键不在于税收多少,而在于有没有公正的税收:“今日中国之时势,所最难为者,其惟国用乎!对于外侮,武备诚不可以不修,而兵之为物,固耗国之尤者也!然则其加赋乎?夫赋固已加矣。”从镇压太平军到甲午之败,再到庚子赔款,国家赋税已如“敲骨吸髓,所余几何?乃今而犹言加赋,忍乎?”

  但是,他仍认为赋税并非不可增加,关键在于何种制度:“使其参用民权,民知公产之危,虽毁私家,不可以不救。其立法也,为之以代表之议院;其行法也,责之以自治之地主。是其出财也,民自诺而自征之,则所出虽重,犹可以无乱,然而政府所不为也,不收民权为助。”

  重要的观点恕我重复一遍:清政府长期面临内忧外患,不得不敲骨吸髓般征收赋税,仍要加税,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,而在于没有公正纳税的程序、机制,如果有公正纳税程序、机制,增加赋税是人民自己答应承诺的,所以虽然负担加重,并不会引起民变生乱。

  可惜清政府不作此改革,没有用民权的力量来帮助自己。清政府的状况,与莫基尔教授研究整个18世纪,英国的平均纳税额比世界上任何国民都要高得多,但这种税负从未导致严重的政治危机适成鲜明对照。

  

  公正、公开、透明纳税程序、机制,不仅解决的是控制政府的税收,即“收入问题”,还有助于解决如何控制、管理政府的“支出问题”,即纳税人通过一系列制度、程序保证那些征到的税款被用于自己所要求的物品和服务。纳税人明确知道自己的钱真正用于自己,加赋税也不会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。

  同样是加赋税,加重了大清王朝的政治危机,却未导致大英帝国的严重政治危机,关键点就在于有没有能“收民权为助”的公正税收。

  雷 颐

  英国是“现代世界”的诞生地,是自由主义的最重要的发源地,也是对政府税收最早以制度形式进行制约的国家。通常,人们认为在“现代初启”时段的英国,税收从理论到实践,都应是较轻的。

  

  艾伦·麦克法兰(Alan Macfarlane)

  但英国史权威、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终身院士艾伦·麦克法兰(Alan Macfarlane)教授的研究表明,在“自由主义经济”之父亚当·斯密学说最为流行的时期,在西方世界英格兰人是税负最重的国民,富裕的英格兰人通常比其他国家人民交纳的税款要高得多。

  著名的欧洲经济史专家、美国西北大学教授乔尔·莫基尔的研究证明,整个18世纪,英国的平均纳税额之高只有荷兰可与其匹配,比此外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国民都要高得多。1715年,政府征收国民收入的10%作为税收,1810年征收到了18%。

  统治者横征暴敛是社会动荡最重要的原因,许多王朝、政权,就是因为赋税重而引起民变、最终崩溃的。但是,赋税最重的英国,在那个时代却是政权最稳定的国度,如此沉重的税负,从未导致严重的政治危机。原因何在?或者说奥秘何在?

  

  亚当·斯密(Adam Smith)

  斯密在《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》中阐明了赋税的基本原则,解开了这个谜团,就在于现代税制的“四项基本原则”:

  第一个原则是公平:一国国民,都须在可能的范围内,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,即按照各自在国家保护下享得的收入的比例,交纳国赋,维持政府。所谓赋税的平等或不平等,就看对于这种原则是尊重还是忽视。

  第二个原则是税收必须有定则,也就是可预见,不随意(predictable and not arbitrary)。各国民应当完纳的赋税,必须是确定的,不得随意变更。完纳的日期,完纳的方法,完纳的数额,都应当让一切纳税者及其他的人了解得十分清楚明白。

  第三个原则是便利。各种赋税完纳的日期及完纳的方法,需予以纳税者以最大便利。

  第四个原则是节省。一切赋税的征收,须设法使人民所付出的,尽可能等于国家所收入的,尽量不在征收过程中被吸走、流失。

  此即亚当·斯密著名的赋税四原则:公平、确定、便利、节省。这四项基本原则,没有、至少没有明确提到“轻赋税”或“低赋税”。他明确写道:“赋税虽再不平等,其害民尚小,赋税稍不确定,其害民实大。”对民众损害最大的是赋税的不确定,甚至不是不平等,更不是赋税的轻重。

  

 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

  麦克法兰认为,斯密的现代的税收原则早已在英国就位。亚当·斯密的工作是将英国已经存在的经验事实理论化,“更有甚者,赋税必须得到主体纳税人群,即议会所代表的上层和中层阶级的同意方可征收。美国殖民者之所以大声疾呼‘无代表权则不纳税’(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),就是基于他们将自己的地位与母国相比。”

  《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》,严复将其译为《国富论》,自然深受这部煌煌巨著的影响。在一百多年前,他在翻译《国富论》、孟德斯鸠的《法意》中,作了许多按语和评论,对清政府的税收政策提出批评。

  

  《国富论》

  他也认为赋税的关键不在于税收多少,而在于有没有公正的税收:“今日中国之时势,所最难为者,其惟国用乎!对于外侮,武备诚不可以不修,而兵之为物,固耗国之尤者也!然则其加赋乎?夫赋固已加矣。”从镇压太平军到甲午之败,再到庚子赔款,国家赋税已如“敲骨吸髓,所余几何?乃今而犹言加赋,忍乎?”

  但是,他仍认为赋税并非不可增加,关键在于何种制度:“使其参用民权,民知公产之危,虽毁私家,不可以不救。其立法也,为之以代表之议院;其行法也,责之以自治之地主。是其出财也,民自诺而自征之,则所出虽重,犹可以无乱,然而政府所不为也,不收民权为助。”

  重要的观点恕我重复一遍:清政府长期面临内忧外患,不得不敲骨吸髓般征收赋税,仍要加税,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,而在于没有公正纳税的程序、机制,如果有公正纳税程序、机制,增加赋税是人民自己答应承诺的,所以虽然负担加重,并不会引起民变生乱。

  可惜清政府不作此改革,没有用民权的力量来帮助自己。清政府的状况,与莫基尔教授研究整个18世纪,英国的平均纳税额比世界上任何国民都要高得多,但这种税负从未导致严重的政治危机适成鲜明对照。

  

  公正、公开、透明纳税程序、机制,不仅解决的是控制政府的税收,即“收入问题”,还有助于解决如何控制、管理政府的“支出问题”,即纳税人通过一系列制度、程序保证那些征到的税款被用于自己所要求的物品和服务。纳税人明确知道自己的钱真正用于自己,加赋税也不会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。

  同样是加赋税,加重了大清王朝的政治危机,却未导致大英帝国的严重政治危机,关键点就在于有没有能“收民权为助”的公正税收。